《龙》杂志：党的统一战线的伟大奠基者和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不仅因为我们党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能够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还因为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能够适应时代、实践和人民的需求，造就一代又一代群星灿烂般的领袖人物、伟大人物、英雄人物，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个“法宝”的获得，是与周恩来在这方面杰出的理论和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曾经赞誉周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党外都有最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伟大奠基者和卓越领导人。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他留给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以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战略策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马克思强调：“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强调要依靠基本劳动群众，而且要注意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而且列宁强调，“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我们面对的敌人又异常强大，所以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对此有极为深刻极为丰富的论述。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法宝”的思想。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周恩来是我们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经验最丰富的领导者。从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起，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每一重大事变关头和每个历史阶段，周恩来总是亲临第一线，亲力亲为，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的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成为他领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精辟的理论阐述，成为我们党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

五四运动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青年时期就提出了“爱国必先合群”的思想。1914年9月，他在南开学校的一篇作文即以此为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第一，爱国必先树立合群的思想，否则，要想国家富强，只能是南辕北辙。他指出：“聚多数团体而成者曰社会,合若干社会而立者曰国家。国无社会不名,社会无团体不生。国与社会,两相表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爱国者，必先及其社会，首必爱其群，斯为爱国之士焉。不然终日号嚣于市，辄曰爱国爱国，而口与心违，言与行背；贫者弗恤，病者弗救；不为公益之事，不作道德之举；视同胞如草芥，奉外人若神明；党同伐异，争权攘利；无合群之思，鲜爱众之想；一国之肥瘠，犹越人之视秦人；一毛之不拔，如洛钟东应铜山。夫以此种不爱国、不合群之国民，趋之使强，未有不南辕而北辙者也。”

　　第二，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之所以仍然受欺侮，就是因为国民没有合群的意识。他说：“吾国自改建共和以来，国民之心理、脑中仍复影成昔日夜郎自大，及苟且自卑之习惯。见官吏而胆怯，视人民而自严。阶级不除，无平等之望。人群不合，无爱国之理。举凡种种，无不蹈之践之。外人之讥吾国民无共和程度，良不诬也。”

　　第三，国民只要合群，国家就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他说：“吾国民果欲占颜色于世界也，则当爱国。欲爱国则必先合群，无分畛域，勿拘等级，孤寡者怜之，贫病者恤之，优者奖之，劣者教之。合人群而成良社会，聚良社会斯能成强国。神州不沉，吾种不灭，均如千钧系之一发，吾国可不于此加之意乎？”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我们党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1924年，他回国后即投身大革命洪流，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在极其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同志积极开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指导和支持各地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周恩来同志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胜利。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方针，亲赴西安，多方斡旋，推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新局面。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同志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随后率领我们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谈判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部署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并推动国统区形成第二条战线。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持起草《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筹建作出卓越贡献。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会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奠基性贡献。周恩来同志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周恩来同志提出：“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周恩来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分清轻重缓急，做到统筹全局、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必须全面发展。周恩来同志提出科学是关系经济、国防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强调“我们要搞尖端国防。尖端和国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亲自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对外经济交往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调“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周恩来同志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政协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组织，各项工作都没有先例可循，一切都要结合具体实际，在实践中探索和创造。周恩来作为人民政协的创立者和领导人之一，不仅在思想建设而且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上，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建立健全人民政协组织，形成和发展政协工作机制，奠定了基础。

1950年6月，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1.明确人民政协组成原则

　　新政治协商会议曾经规定，新政协“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无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代表人物所组成”。在召开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参加会议的代表名额和人选时，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指出，确定参加会议人选的条件要根据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以拥护新民主主义为政治标准，注意代表性、严肃性、广泛性与灵活性，既要有重点，又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他说，在确定参加政协的每个人选时，必须注意到他在社会上的影响，代表着社会上的某一方面；同时，既然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代表中当然不能包括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这就是严肃性。而广泛性和灵活性是指，政协代表中不仅要有参加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四个阶级的代表，还应该“包括从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并投向革命阵营的爱国民主人士”。政协代表必须有重点，则是指“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必须体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同时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就是“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以及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自由职业者代表、特邀代表等。1954年全国人大召开后，周恩来又根据政协章程总纲的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和个人必须共同遵守七条准则，即：“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力贯彻实施宪法；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领导地位；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四、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五、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提高革命警惕性，坚持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六、加强中国人民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友谊，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七、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列主义和国家政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进行思想改造。”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第二届政协的委员安排必须遵循四个原则：一是要扩大团结，加强领导；二是要有代表性；三是方面多，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四是分量够，每个方面都有带头的著名人物。周恩来提出的上述政协组成原则，一直为各届政协所遵循，是各级政协建立组织的重要准则。

　　2.建立人民政协组织机构和工作机构

　　人民政协的组织机构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和健全起来的。在人民政协刚成立时，在组织上呈现三层结构，如周恩来当时所说，政协组织的形式有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1954年全国人大召开后，由于第二届全国政协已不代行人大职权了，再保留代行人大职权的全体会议已经不必要，因此政协各方面经协商决定，政协组织在结构上作出调整，只保留经常起作用的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两层结构。1954年12月，周恩来在《关于政协章程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经过一个月同各方面反复协商的结果，大家同意将原来的政协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层，改为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两层。地方委员会也是两层，即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这样，减少了不必要的层次，又可以扩大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名额，有利于保持广泛的代表性，扩大团结面。”他还明确提出，“在全国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领导日常工作，集中处理一般事情，这样便于开展活动。”在这篇讲话中，周恩来还明确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他说，“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是指导关系。上下之间有指导和被指导、指示和接受指示、报告和接受报告的关系。但是，各地设立地方委员会要因地制宜。”因为各地情况不同，这样才能合乎实际，合乎政协的原则。地方委员会在同级中共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周恩来在指导建立健全政协组织的同时，对政协如何开展日常工作的问题也作了周密的考虑。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就提出，政协全国委员会不仅要定期开会讨论重大问题，而且在平时也要组织开展工作。只有平时做好准备，全国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的时候才能有更好的议案提出。为此，他“建议建立几个工作小组，在常务委员会指导和秘书长的具体领导下，使全国政协工作能够分类进行”。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全国政协常委会于1949年10月18日通过了《工作条例》，决定分设政治法律组、财政经济组、文化教育组、外交组、国际组、民族事务组、华侨事务组、宗教事务组等八个工作组，作为政协委员开展经常性工作的机构，明确工作组的任务是协助政府审议法案，搜集和反映人民意见，宣传政策法令，并研究问题、提出建议。1950年3月，在全国政协还成立了工作会议，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各工作组组长、秘书处正副处长及其他有关专职人员组成，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执行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决议，讨论和决定全委会日常工作中的问题，并就统一战线内部事务进行初步协商。同时还设立了秘书处，作为全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些工作机构的设立，为人民政协经常有序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3.确立人民政协主要工作方式和内容

　　人民政协一成立周恩来就明确指出，政协的主要工作方式是政治协商。开展政治协商，可以通过中共中央或中央人民政府将一些有关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提到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同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以协商讨论的方式进行；也可以由政协全委会或常委会就一些重大问题主动向中共中央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的方式进行。政治协商还包括对统一战线、人民政协的内部关系进行沟通、协调，以达到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的目的。1956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后，周恩来又将实行互相监督作为政协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后来正是在此基础上，人民政协逐步明确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这两项主要职能。

　　周恩来在主持政协工作期间，还倡导、推动人民政协开展了学习、文史资料、调查研究等工作：

　　关于学习工作。建国初，为了适应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性人物进行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的需要，在周恩来的倡导下，全国政协于1950年4月成立了学习座谈会。周恩来还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的发言，指出学习理论的目的是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学习要实事求是、自觉自愿，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这次会后形成了《学习座谈会暂行办法》，规定政协学习采取自愿的原则；学习的内容包括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的形式以自学为主，与小组讨论和报告会相结合；学习的方法要注意同中国的历史实际和政治实际相结合，提倡自由思考、自由发言、相互帮助。1956年3月全国政协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此后，学习成为人民政协的一项长期坚持的重要工作。

　　关于文史资料工作。1959年4月，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茶话会上，周恩来作了《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讲话，提出“希望过了六十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他还指出：“政协是联系各个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委员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协和文史馆两个机构做做这项工作。”在周恩来的积极提倡下，政协全国委员会于1960年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并以亲见、亲闻、亲历“三亲”为特色，组织委员编辑、收集和整理出版了大量的近现代史资料，为国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

1962年初，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关于调查研究工作。1962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更重了，统一战线要把建设的任务担当起来，有新的发展。他说，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要求，政协工作的责任也更重了，“政协要多组织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要使我们的建设搞得更好，首先就要实地调查，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如实反映情况，才有具体材料、具体经验可供讨论和研究。不要面临政协开会了，才到下面去视察访问，平常也可以分期去，比如说一年下去几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政协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进行视察、提案、发表意见和建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新时期，这项工作进一步发展成为专题调研，成为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优势、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明确人民政府要加强与人民政协联系

　　周恩来不仅是全国政协主席，还长期担任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的总理。他在领导政府工作中，始终高度重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特别是注意并且善于运用政协渠道，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汲取各方面智慧，为政府重大决策和解决重要问题服务。政务院成立不久，他就主持制定了《关于与党外人事合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政协全国委员会各工作组的工作，增强政府与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各方面党外人士的联系。在1951年11月第109次政务（扩大）会议上，他指出：“凡准备由政务院通过的重要决定与指示等，经常是在征询政协全国委员会有关小组的意见后，再提交政务会议讨论通过的。这就使得一切比较重大的决定和法令，更能适合最大多数人的共同需要，在贯彻实施时也更能得到最大多数的拥护和协助。”他认为，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经验也值得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采用，并对个别地方不重视政协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平时在讨论或决定某一项重要政策的时候，他总是习惯性地问：这个文件征求过政协方面的意见吗？如果没有，他就指示送请政协征求意见后再决定。建国初期，政务院颁布的许多重要法案和政策都拿到政协征求过意见。全国人大召开后，政府提出重要法律草案和重大问题决定，仍然坚持先拿到政协进行协商，然后才由国务院或提交人大作出决策。在长期领导政府和政协工作的实践中，周恩来善于把这两大机构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既促进了政府的民主决策，有效地帮助改进了政府工作；又广泛发扬了民主，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周恩来为政府和政协工作所确立的这些原则和所从事的实践，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对于我们明确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正确处理政府和政协的关系，适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切实发挥人民政协作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

　　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的建设研究院院长、研究员）